2011年新年伊始，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北京市政府推出了一項社會改革“新政”。
       北京某報2月26日的大標題是“社會組織登記無需再找婆家”，小標題是“今年本市社會組織登記無需再找主管單位，可到民政部門直接登記”。

         航道尚未開通

       大家知道，我們國家對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是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部門管理體制。根據我國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任何一個民間組織注冊必須先找一個政府部門做業務主管單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即必須找一個“婆家”。這不僅極大地壓抑了民間的活力，嚴重損耗了社會資源，而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
       在雙重管理體制的限制下，一方面部分社會組織政社不分，成為了事實上的“二政府”，或打著政府主管部門的旗號在社會上招搖撞騙，既有損于政府形象，又影響了其他大多數社會組織的聲譽；另一方面，大批社會組織因為找不到主管單位不能在民政部門合法登記，其結果不僅造成大量社會民間組織非法活動的蔓延。公平競爭無從談起，權力尋租屢禁不止，對發展公民社會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極為不利。
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測算：目前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和公開、未公開的事實上存在的民間組織的比例大約為1:4。也就是說有將近80%的涉及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和社會服務類的民間組織應該登記而未登記，應該成立相應的協會、學會等而不能成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民間組織發展和管理的重大缺憾和不足。

         改革前的思考

       這次北京市的社會改革“新政”，也讓我想起七八年前自己對行業協會改革的一些思考。應當說，其中也指明了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當時的背景是：2003年6月27日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考察中國采購與物流協會時，提出了行業協會改革將面臨的“六個必然”。由于對行業協會改革的認識與之頗有共鳴，我曾對其專門做過如下解讀：
       第一個必然，從“掛靠”走向“自主”，是六個必然的統領和總要領。從“掛靠”走向“自主”有兩層涵義，一方面是說今后協會將不再會掛靠“政府”某個部門；另一方面，今后協會可以去面對“政府”所有部門，可以接受所有政府部門委托的工作。也可以先所有政府部門反映該行業的要求和企業呼聲。
       第二個必然，從“雙重”負責走向“單一”負責，主要是講協會工作要逐步取消雙重管理，杜絕政出多門。這個必然的實質是進一步淡化現在的政府主管機關，從體制上給協會“松綁”。這一條講出來勇氣很大，是把自己所在的部門作為改革的對象難能可貴。
       第三個必然，從“政府主導”走向“企業自發”，是指今后成立行業協會首先要求企業提出而不是有業務由主管部門提出成立，因為今后凡需要新成立的行業協會的工作不是從政府部門派生出來的，而是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自發產生的。同時，這一條既是對新成立行業協會的工作要求，也是對現有協會改革和創新提出的要求。
       第四個必然，從“政府官員”走向“龍頭企業”，是指協會領導人（會長）應逐步過渡到企業負責人來擔任。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協會是非營利組織，需要大的企業家和實業家資助，以減少專職工作人員創收的壓力，全力做好服務工作；二是政府官員作為協會負責人，是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產物，是權宜之計，不是長久之計。同時，這一條是對傳統的“升官發財”觀念的革新，今后行業協會的負責人應該是“當官減薪”，與國際接軌，要為行業做貢獻才行。當然，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一些在行業威望較高的人在過渡期當協會領導的現象會暫時存在，但發展方向必然是轉向企業負責人。
       第五個必然，從“指導型”轉向“服務型”，主要是講協會如何面對市場做好服務性工作。由指導型轉向服務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指導型相對好改變，過去由于信息閉塞和政企不分，有的行業協會往往處在“二政府”的位置。今后隨著行業信息和國家政府的公開化，指導性工作自然消失。而要做好服務性工作必須要有真本事，真功夫才行。這些真本事，真功夫要根據各個協會的專業和具體情況而定，但做好服務性工作的前提是協會工作人員的職業化和協會組織機構合理化。即在會長、常務理事、理事大多數為企業家的情況下，協會的專職工作人員主要分為戰略和執行兩部分培養和提高。專職人員應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業務骨干主要從內部培養。
       第六個必然，從“附屬”走向“獨立”，與前五個必然一脈相承，協會的“獨立”主題貫穿始終。所不同的是，第六個必然，除對協會講之外，同時是對政府講的，即政府切忌把行業協會當做部門的“附屬”組織。行業協會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框架和范圍內，干政府和企業干不了的事，政府是不得干預的。

         堅冰已打破

       可以說，北京市政府事項的此項“新政”，是繼我國在深圳、青島兩市試點改革成功后有一個“敢為天下先”的大城市，且是直轄市，又是一國首都，其示范和引導效應不可小視。我相信，北京都可以做，那么上海、天津和重慶市為什么不能做呢？我還相信，北京“新政”很快就會在全國群起而效仿，因為它比所謂的“房產稅”一類試點改革更有道理，更符合憲法和民意。
       應該毫不夸張地預言：此項“新政”表明，發展社會組織的“堅冰已經打破”。就全國而言，雖然“航道還未開通”，但只要方向正確，堅持努力，我們國家社會組織改革和發展的目標一定會早日實現。
       北京市政府的“新政”實施，不啻是中國大地上的一聲“春雷”，將會為我國社會組織的管理和創新、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發展、經濟機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正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